華人精英開拓同善堂公益
澳門華人精英眾多，富有政治智慧，大多擁有雄厚資本，是華人社會的精神領袖，在澳門社會具有號召力、凝聚力和深遠的影響力，也是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所倚重的主要力量。澳門華人精英是同善堂的倡建者、組織者、推動者和參與者，是華人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的開拓者，也是慈善經費的主要支持者。他們長期服務於同善堂的慈善公益，為澳門華人慈善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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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八月十一日，同善堂第九十七屆值理會成員於慶祝同善堂一百二十五周年晚宴上合照。 |
確立同善堂民間地位
同善堂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和前景藍圖。華人精英對同善堂慈善救濟與公益決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制訂規章拓展服務
一是倡建同善堂的華人領袖、值事及各股份人，參照當時中國傳統善堂善會章程和澳門華人慈善相關的實踐經驗，共同起草擬定了報請澳葡政府備案批准的“倡建濠鏡同善堂總例”二十四條，確立了奮鬥目標和努力方向。
二是根據同善堂總例要求，參與倡建下設保產善會、施棺木抬工善會、施藥劑善會、賙恤善會、中元水陸超幽會五個分會的華商和值事，因應華人社會的迫切需要，制訂了相應的分會規章或工作指引，拓展公益服務領域，確保其發揮有效作用。
行使部分公共職能
三是華人精英作為同善堂的倡建者和積極推動者，始終關注同善堂發展的未來前景。他們一方面憑藉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力，建立同善堂與政府機構的互動，獲得政府支持，確立同善堂法定民間慈善機構的地位。另一方面，因應華人慈善公益事業的當務之急和發展需求，不斷完善規章，修訂和新訂條規，運用當代先進慈善管理理念，維護社會道義，加快同善堂由華人社會互助自救組織到公共慈善機構的轉變過程，代替政府行使部分公共職能，管理華人社會，從而為慈善事業多元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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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善堂值理定期開會討論堂務，值理們出席以及對商定事項以簽名作實。圖為一九九七年同善堂值理出席署名簿。 |
一八九三年“倡建濠鏡同善堂總例”，共有二十四條，清楚列明倡建同善堂的目的和服務方向。圖為首六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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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二年善信樂助倡建同善堂經費芳名 |
抗戰救亡 為國排憂
同善堂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早期華人社會互助自救的系統到澳門公共服務機構的轉變和飛躍，具備現代慈善公益發展理念，服務實現多元化，形成具有當代慈善公益發展的新範式，則與幾代澳門華人精英的不懈努力、持久不斷的鼎力支持和開拓創新密切攸關。他們不僅源源不斷地提供了慈善公益所需的經費，幫助同善堂歷屆值理克服重重困難，歷經艱難險阻，使事業不斷發展進步，而且秉持同歌善舉、博施濟眾、造福社會的善念，同心同德，致力於同善堂慈善公益事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探索之中，為其出謀獻策，使同善堂慈善事業的道路越走越寬。
克服艱難拓發展
毫無疑問，在同善堂發展史上，不同歷史時期華人精英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各不相同。倡建初期，他們創立了同善堂，制訂發展的規劃大綱，救濟貧困的華人社群。民國時期，他們伸出援手救助貧困民眾，賑濟範圍廣及內地的災民，尤其在抗戰救亡運動中，他們與同善堂值理一道投身抗戰救亡運動，通過捐輸衣物、購買國債、募集籌款等方式支援祖國抗戰，全力救濟避難來澳的難民，為國家排憂解難。新中國成立以來，他們因應當代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高揚愛國愛澳的主旋律，積極支持同善堂的歷屆值理會，為服務澳門社會，貢獻才智和力量，不斷拓展同善堂的服務領域，社會影響日益擴大，發展更加健康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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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軒多次捐助同善堂經費。圖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蔡文軒玉照。 |
盧梁氏太夫人曾多次送業予同善堂。圖為一九五四年盧梁氏玉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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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諾枝熱心公益，樂於行善，對同善堂貢獻良多。圖為同善堂值理會於一九三九年為崔諾枝設立的銅像，現銅像佇立於同善堂天井處。 |
崔諾枝對同善堂義學校貢獻良多，曾募捐經費四千元。圖為一九三一年一月崔諾枝玉照。 |
港澳華商自救身兼多職
同善堂的倡建者是實力雄厚、宅心仁厚的港澳華商群體。他們對同善堂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
一是同善堂的倡建，開啟華人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的新格局。一八九二年，在同善堂倡立之前，由港澳華商張敬堂、蔡鶴鵬、王麟生、王藹人等人創立的“同善別墅”，開展華人自救，為同善堂的誕生創造了有利條件。同年，澳門頗具影響力的華商盧九、何連旺與創立同善堂別墅的港澳華商等四十六位華商加入聯名申請成立同善堂的行列，標誌着同善堂慈善公益事業已得到華人精英的認同。有三百二十一名華人及七十三家華人商家商舖及公司參與倡建值理行列，表明華商在創立同善堂問題上已達成共識，各種條件已經具備和成熟，慈善救濟的經費來源有了保障，迎來了華人慈善公益發展的新階段。
號召新華商加入
二是參與創建同善堂專責五個分會及成立同善堂貧民義學、施粥施衣救濟會及同善堂藥局。很多華商及其商號或店舖，既是同善堂的倡建人，也是其分會的創建者和有力支持者，如張敬堂是同善堂倡建發起人之一，“同善別墅”的申請人之一，又是保產善會、施棺木抬工善會、施藥劑善會三個分會的倡建人；王麟生是同善堂倡建發起人之一，“同善別墅”的申請人，又是保產善會、施藥劑善會的倡建人。在他們的號召和影響下，又有新的華商加入各分會的倡建與工作，如施棺木抬工善會的倡捐值事有八十七人與兩家商舖、施藥劑善會倡捐值事有一百六十二人與商號貨棧十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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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祺主席畢生行善，積善成德。圖為二○一二年十二月十日行政 長官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與時任中聯辦副主任徐澤等嘉賓 在主席許世元陪同下主持崔德祺主席銅像揭幕儀式。 |
善長送業、嘗業亦是同善堂經費來源之一。圖為一九七六年同善堂交分租簽收簿，送業人每季憑領租簿到同善堂取應分得款項，並以分租簽收簿作記錄。 |
華商慷慨解囊助運作
經費是保障同善堂慈善救助事業能否持久健康發展的根本前提。同善堂初創時期，啟動和運作經費，主要由華商及社會各界捐助，此後相繼成立的五個分會的倡建經費，也是倚重華商值事的捐助。
據一八九二年《善信樂助倡建本堂經費芳名臚列》記載，當年澳門華人及各商號商舖與各界的捐款共銀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元。一八九七年為施藥劑善會捐款的華人及善長有六百一十三人、商家商號店舖有二百三十一家，合共捐款七千六百○五元。一八九八年為保產善會捐助的華商及仁者有二百四十四人、商舖銀號公司有一百○四家，合共捐銀二千四百○六元。
隨着同善堂慈善事業的發展，同善堂的經費來源主要有：本堂自置屋業、各華人華商送業及肩管嘗產、華商捐贈（包括各商號及個人捐贈藥劑、緣部捐冊）、沿門勸捐、公益救濟箱捐款等。其中華人華商的捐助，仍然是同善堂慈善公益活動日常運作的主要經費來源。
據一九二九年《重建同善堂碑記》記載，踴躍為同善堂捐款的華商有四百九十五人、商家商號店舖與公司有八百六十家，捐款總計合銀四萬二千八百六十三元。除捐助外，華人華商的送業、嘗業經費也是本堂主要經費來源之一，如從一九三三年到二○一○年，由著名華人華商陳茂枝、何賢、何亞如、高可寧等人或其子女送同善堂的屋業有四十三宗。從一九二○年到一九九○年，由著名華人華商曹贊卿、高可寧及夫人、尹月洲、蔡文軒、冼碧珊、盧怡若、周瑞芬、黃仲良、鄧玉書等人送交同善堂永遠肩管的嘗業有五十宗。同善堂傳承至今的沿門勸捐仍是其經費的籌募來源之一，澳門的華人華商及善長始終是同善堂獲得必需經費的主要來源和支撐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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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寧捐助同善堂重建經費五千元。圖為一九二四年六月高可寧玉照。 |
高可寧為善最樂，功德無量。為表彰其對同善堂的貢獻，同善堂值理會於一九三九年為高可寧設立銅像，現銅像佇立於同善堂天井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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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高可寧緣部捐款明細 |
